1949年10月1日，北京的天空格外澄澈天安门城楼上礼炮齐鸣，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无数双眼睛望向同一个方向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观礼台上的一个身影：个子不高，略微发福，西装笔挺，神情复杂这人叫杨虎，曾是上海滩上呼风唤雨的“土皇帝”，更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
谁能想到，九年之后，正是这位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功臣”，被毛主席下令依法逮捕，结局冷冷清清要说清这件事，得把时间往前拨回到1949年春夏之交，也得再往前拉到风云激荡的民国岁月杨虎这一生，几乎把旧中国的沉浮走了个遍，从辛亥革命一路走到新中国成立，却始终没看懂自己脚下这条路到底通向哪里。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老上海人的记忆里，这个名字一直带着两层截然相反的印象：一边是四一二“清党”的刽子手，一边是营救民主人士的“救命恩人”正是在这两幅身份之间，他一步一步走到命运的岔路口一、从护卫孙中山到“四一二刀斧手”。
时间如果拉回到1922年夏天，杨虎的形象完全不同那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炮火直接对准孙中山的住处枪声大作的时候，担任警卫总队长的杨虎没有退，他指挥警卫部队抵抗叛军，把孙中山护送上“永丰舰”。
据黄惠龙在《中山先生亲征录》中的回忆，船上护卫孙中山的军官中就有杨虎的名字
这一役之后，孙中山对他颇为信任，先让他在广东大本营负责军政事务，后来又任命他为北伐讨贼军第二军第一师师长、再升任军长那时的杨虎，肯吃苦，会打仗，能和士兵同住一锅饭，口碑很不错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形势陡然紧张。
蒋介石急于收拢人心，看中的正是这些军中“见过世面”的旧部，他主动与杨虎结拜，称兄道弟那几年，两人关系很近，外人都知道杨虎既是黄埔系出身，又得蒋介石信任，风头正盛事情在1927年急转直下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那场“清党”，是近代史上绕不过去的血腥一页，而杨虎，正是主要执行者之一当时，他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又与杜月笙、黄金荣等帮会头目暗中勾连行动打着“清党”的旗号，实际上是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残酷镇压。
从4月12日到15日，短短三天，上海被杀害的共产党人与工人群众就有三百多人，被捕者五百余人，还有数千人不知去向街头巷尾，枪声、哭声此起彼伏试想一下，这种血债，日后怎么可能一笔勾销杨虎当时或许并没想那么远，他只看到眼前的权力与地位。
到了30年代初，他担任上海警备司令，与各路帮会人物打得火热，权势几乎盖过地方军政机关，在市面上被称为“上海土皇帝”，一点都不夸张权力来得太快，人心就容易飘1936年，他悄悄在杭州西湖边修了一座极为讲究的别墅，取名“青白山居”。
这名字透着几分狂妄，多少带点“自比青天白日”的意味蒋介石对这种“自立山头”的行为极为反感，两人关系从此转冷
真实的情况是，等到全面抗战爆发时，杨虎在国民党高层里的地位，已经远远不如当年结拜之初蒋介石多疑又记仇，对这位拜把兄弟，早就不再信任杨虎心里当然明白，他开始对蒋介石心生怨气，但自己当年在上海滥杀无辜的旧账，却被他有意无意地压在心底。
二、与周恩来“旧人重逢”，走上另一条路抗战爆发后，形势完全不同了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一年多的时间里大片国土沦陷杨虎离开上海，奉命转往武汉、再入西南，帮助蒋介石疏通地方势力到了重庆，他与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碰了面。
严格说，这并不算初次相识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杨虎在总司令部做特务工作，周恩来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还是副党代表黄埔军校和部队里的政治工作，就是周恩来一手开创的那时国共虽同阵营，立场却已不同，杨虎不可能不知道周恩来是谁。
大革命失败后四一二“清党”，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共产党人名单中，周恩来排在最前面换句话说，当年的追捕令，就是杨虎那一系统的人在执行多年后在重庆再相见，他心里怎能没有负担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周恩来对他并没有翻旧账，而是说了这么一番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杨先生是奉命行事，既然愿意改过，将来走正路，我们也不会一棍子打死。
”大意如此，态度却不含糊——共产党看人，不只是看过去，还看现在和将来
不得不说，这种宽阔的胸襟，对杨虎的震动很大他见识过太多权力斗争中的翻脸无情，反倒对这种坦然相待有些不适应几次交谈下来，他对周恩来的人格和气度起了很深的敬意，思想也慢慢起了变化1946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社会上暗流汹涌。
那段时间，戴笠等特务头子处心积虑地谋划暗杀，中共方面高度紧张杨虎在内部场合对戴笠放过狠话：“不准搞暗害”这话未必就能震住所有人，却说明他在那个关头选择了不站在阴暗一边到了1949年春天，上海局势紧张到极点。
渡江战役打响，解放军长驱直入，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5月，蒋介石飞到上海，下达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命令：黄金白银全部运往台湾，宋庆龄、张澜、罗隆基等人如若不肯同行，“格杀勿论”在毛人凤的指挥下，特务四处搜捕，短短几天，十多位民主人士惨遭杀害。
中共地下党迅速向中央报告，周恩来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下达指示，要全力保护张澜、罗隆基话说到这个份上，压力可想而知吴克坚手中的力量有限，公开动手，很可能打草惊蛇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名字——杨虎。
他特意嘱咐：“关键时候，可以找杨虎帮忙”这句话，其实已经把政治判断做在前头了吴克坚心里打鼓杨虎当年在四一二的血案中角色重大，又与蒋介石有拜把子之情，现在真能指望他出手吗？犹豫归犹豫，这门还是得上他带着周恩来的亲笔信登门拜访，把利害摊开说明：营救张澜、罗隆基，不仅是个人安危问题，更关系到民主统一战线的大局。
杨虎听了之后，沉默时间不短。事实上，之前营救黄炎培等人时，他多是暗中派人护送，从不把自己放到台前。这一次不同，如果露面，就是在上海这种敏感城市当众和蒋介石撕破脸。做人做到这一步，其实很难。
反复权衡后，他还是点了头：“恩来先生托我办的事，我不能推张澜先生是川北圣人，也是我一向敬重的人如果救不出他，我不配姓杨”这句话有几分义气，也带着几分赌气他立刻召见女婿周力行（当时任国民党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和旧部阎锦文（担任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三大队队副），下命令：“必须全力营救张澜和罗隆基。
”为了让对方放心，他还请夫人田淑君亲自出面与阎锦文接头，做担保1949年5月24日，阎锦文奉命押解张澜、罗隆基前往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他意识到这是凶多吉少，立即与田淑君取得联络，对方传达地下党的意见：当晚午夜前后动手营救。
当时上海战役已经打响，城区戒备森严深夜的马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偶尔也有巡逻队盘查阎锦文驾驶车辆一路闯关，靠着“自己人”的身份，三言两语就把质疑糊弄过去，车头直指杨公馆与此同时，看守所那边，毛森带着保密局特务严密盯防。
发现阎锦文迟迟没回，他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急忙派人追赶阎锦文从后视镜中看见追兵的车灯越来越近，只好临时决定弃车，命亲信背着张澜、罗隆基朝杨公馆狂奔等人赶到杨公馆门前，台阶上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便衣，阎锦文心中一紧，本能地准备动手。
关键时刻，田淑君走出来，对他喊了一句：“阎先生，都是自己人”这才放下误会原来杨虎早通过地下党关系，把一支小分队秘密安置在杨公馆，以防不测
这场营救行动持续了几个小时，在枪炮声背景下走钢丝般推进几天之后，上海宣告解放，张澜、罗隆基转赴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这件事被列入中国革命史上重要一笔，后来也成为判断一些人政治立场和历史贡献的关键依据。
从这一刻开始，杨虎在共产党人眼中的形象发生了明显变化他再也不是只被当成“四一二执行者”的那一个，而是一个曾在关键关头做出正确选择的复杂人物三、开国大典上的贵客，晚年心态渐变营救民主人士这件事，很快传到南京和台湾一线指挥中心。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对这位老兄弟彻底死心，下令悬赏三万银元捉拿杨虎只是时局骤变，上海不仅没守住，反而很快归入解放区，这道追杀令实际上已经失去操作空间在我方安排下，杨虎转赴北平到站那天，朱德、周恩来亲自到车站迎接，这个礼遇不低。
1949年10月1日，他作为特邀嘉宾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亲眼见证新中国成立这一幕对他来说，滋味恐怕相当复杂——曾经共过过命的蒋介石此时已退往台湾，而自己站在人民政权这一侧后来毛主席谈及杨虎，说过一句挺有分寸的话：“杨虎虽然是‘四一二’政变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但在解放前夕做了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对待这类人，要平等看待，有时还要给予适当优待”这句话既肯定了他的贡献，也没有忘记那段血迹斑斑的历史
1949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周恩来以总理的身份，任命杨虎为政务院顾问，每月给300元补贴（在当时算是体面收入），一家人被安排住进北京恭亲王府，配备警卫和秘书，生活待遇可谓优厚这些安排，既是对他过往行为的肯定，也是对其人身安全的一种保护。
照理来说，经历过那么多起落，能在晚年于新政权下安稳度日，已经是很多旧军政人员求之不得的结局而杨虎的想法，却并不满足他开始抱怨“闲得慌”，觉得自己“有功劳却没舞台”，心里渐渐生出不平衡不久之后，他找到周恩来，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让自己担任政协委员，出出力？”话说得不算过分，但含义很清楚——既要待遇，也想要公开身份和政治地位。
周恩来对杨虎的请求并未当场驳斥，而是耐心解释：他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但“四一二政变与清党”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大，现在最好少抛头露面这其实是在替他考虑，担心社会舆论难以接受杨虎听完，心里反而拧了起来。
他自认对新政权有恩，连这样一个“露脸”的机会都不给，便开始怨气重重慢慢地，他养成了收听境外敌对电台的习惯，耳朵里灌进不少反共言论时间一长，他在社会上也开始散布一些不负责任的风言风语毛主席和周恩来对这些情况不是不知道，只是考虑到他曾经做过营救民主人士的事，态度仍然偏宽厚。
毛主席打过一个比方：“就当他是一只拔掉牙和爪子的老虎，反正咬不动人了”意思是，只要不再作恶，尚可宽宥遗憾的是，杨虎并没有就此安分。他把这种宽大理解成软弱，心理上的失衡一步一步发展成政治上的滑坡。
1950年前后，他的儿子杨安国从台湾回大陆看望父亲，父子低声交谈时，老人脱口而出一句话：“你回去告诉蒋家父子，我人在曹营心在汉，早晚要反对共产党”这话带有明显的试探意味，既是对旧主的示好，也带着某种赌气式的宣言。
蒋介石接到消息，自然非常高兴对他来说，有这样一位曾经的高层旧部在大陆“响应”，是一张不错的政治牌于是，很快就派出杨虎的一位姨太太陶圣安（曾与保密局有联系）赴大陆与其秘密接头1955年，两人在内地辗转见面。
杨虎的想法这时已经极度危险他向陶圣安描绘了一幅“颠覆新政权”的荒唐计划：想通过写信给日本政界人物和台湾当局，鼓动日本从东北登陆，台湾军队从金门一线在东南沿海登陆，随后双方在中原会师，而自己则负责充当“内应”，做联络工作。
陶圣安愣了一下，问他：“那你要我怎么帮忙？”杨虎回答：“帮我找个可靠的人，把信送出去就成”他托老部下许敬明代笔，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在日本政坛还有一定影响的重光葵，一封给蒋经国重光葵曾是甲级战犯，1949年获释出狱后，重新步入政治圈。
杨虎在信中试图把“联合作战”的构想包装为“光复中国”的计划，字里行间对新中国充满敌意陶圣安在天津找到一位准备返回日本的女侨民，把信件交给对方，让其带往日本转交杨虎以为自己策划周密，却没想到相关部门早已对他有所监控。
这名女侨民抵达口岸时，行李和随身携带物品按例检查，那几封信当即被查获
信件的内容摆在那里，事实已经非常清楚毛主席看到材料后，只说了一句：“有福不享，偏要干这种坏良心的事情，真是老糊涂了依法逮捕吧”这句话不带情绪，但态度非常坚决1958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
法庭上，当信件原件被拿出来时，杨虎却一口抵赖，说自己“老眼昏花，看不清字”，即便是亲笔，也不过是“朋友间应酬”，想要轻描淡写过去这种狡辩，在铁证面前显得非常苍白综合各项罪证，法院最终判处杨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又有一段为革命事业做利的历史，执行方式予以从宽，准许他监外执行1966年3月，杨虎在北京复兴医院病逝，终年七十七岁回过头看，这个人的一生极其曲折：青年时为革命冲锋陷阵，中年时期在权力与血腥中迷失自我，晚年曾接近光明，却最终被私心与虚妄彻底拖入深渊。
他参加过开国大典，也享受过优待，却始终没真正弄明白“新旧之变”的根本意义历史对这样的人，既不会完全否定，也不可能轻易原谅营救张澜、罗隆基，是实实在在的功劳；四一二惨案与后来的密谋颠覆，同样写在案卷上功过并存，本是旧时代许多政治人物的共同命运，只是有人在关键时刻懂得止步，有人却在转折关头再度走错方向。
1958年那道逮捕命令下达时，距离他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只有九年时间不长，却足以看清一个人最真实的选择杨虎的一生，多次站在历史分岔口，每一次，都暴露出内心最深处的那点东西七十多年过去，再看这段往事，仍然能感到一种冷静的分量：历史从不缺少机会，但从来不会纵容一再试探底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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